明成祖实施“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战略思想

明成祖实施“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战略思想

永乐皇帝朱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一生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为巩固和发展大明的一统天下顽强地拼搏，后客死在北国荒野的榆木川征途中（今内蒙古多伦县境内）。尽管当时南北战争频频发生，但他仍以旺盛的精力、天才的智慧，有条不紊的治理国家，为明初的政治稳定、国家统一、强国富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明成祖登位之初，国家的经济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窘况，但他却力排众议，执意在政治上实施“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重大决策，且两大工程均指派亲信，不惜财力，精心堪测、设计，并亲自主持，还多次颁布旨令，尽量使其尽善尽美，尤其对武当山的建设显得特别关心，调集全国的能工巧匠，派谴工部大臣率军民工匠30余万人在武当山大兴土木十二年，以精湛的技术、高超的工艺、宏伟的气势，进行大规模营建。竣工后，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驾于五岳之上，成为明王朝的“皇室家庙”。成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因国内战事频频发生，一直没有机会到他精心设计、建设的武当山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么这位政治家为何故要远离都市到穷乡僻壤的武当山来鼎力实施“南北工程”其战略思想又究竟何在呢？

    历史背景

公元1360年12月，明王朝还没有将国家统一，朱元璋的四皇子朱棣在南京降世，由于战乱，朱元璋还没顾及为孩子们取名。1367年12月，朱棣和诸王子才正式有了父皇所赐的名号。洪武三年（1370）四月朱元璋首次分封诸王，朱棣受封为燕王，九年魏国公徐达长女被册封为燕王妃，十三年（1380）三月，朱棣正式受命就藩北平（1），自此他告别江南，登上了塞下北国的旅途，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北平是通往塞外辽东地带的咽喉重地，21岁的朱棣已长大成人，深感责任重大，他告诫自己要努力学习，勤于政务，为国分忧。洪武二十三年（1390）北元太尉乃儿不花等捅众边陲，朱棣受命出征大获全胜，众皇子刮目相看，后来，三位皇兄相继病逝，朱棣成为诸子中最长的一个，且是众藩王中最为强胜、军功最大、战绩最多、最具势力的一员，很有希望成为未来的接班人，朱棣以为帝王这把交椅非自己莫属，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朱元璋却偏偏遗诏皇长孙朱允炆继承大统，小字辈的建文，平素无战功，长期又在老皇帝身边终日礼受儒教，而面对外藩强悍的皇储似乎感到束手无策，且又启用些文人，被时人称为“秀才朝廷”（2）。历史的本身就已经埋下了必然要斗争的祸根，将最终无法避免那一场蓄势待发的战争。　　　　　　　

    政治背景

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登基后担心政局不稳，尤其是害怕燕王朱棣谋反，由于其军事力量太强未敢贸然行事，“秀才朝廷”的智囊团们决定先削除周、代、湘、齐、岷五王，想迫于朱棣就范，那知朱棣并非等闲之辈，其实也早有准备，只是在等待这一根未燃着的导火索。然而，想得天下之事朱棣也蓄谋以久，史传有一段故事，早在洪武15年（1382）中秋，马皇后病逝时，朱棣时21岁，已观得宫廷弥漫着政治险恶，就已经准备为后来壮大力量取得天下在努力，当然不是去夺父权，而是将来与太子的皇位之争。吊唁期间，他遇见一位博通杂家的青年僧人道衍，见朱棣有“大王骨相，英武冠世”，就告诉朱棣说他觇(chan观察相貌)得四皇子有天子之气，并向他表白：“如若能让随您赴燕，一定奉顶白帽子给大王戴”朱棣明白这是暗示“皇”字（3），朱棣非但不追究，反而受到器重。故事虽不大相信，但这位和尚道衍于本月24日却先行到京，住在府西的大庆寿寺内，不久就神秘地作了住持，与燕王交情甚厚，皆属事实。这位密友和尚在这个要命的关键时刻又献计于棣，并为朱棣提前又做了精心安排，防止朝廷奸细发觉，他们在元代旧宫内院里的深邃处深挖地穴，建造重屋，围以高墙厚壁，工匠在地下日夜赶造兵器，怕声音被人发觉，故意在元代旧宫内畜养了大群的鸭鹅等家禽，用噪声来掩盖打造兵器的响声（4）。朱棣反叛的旗号又是这位和尚面授机宜，即“奉天靖难”、“恢复祖制”等谎而搪之的口号，以“清君侧”的幌子，帮他登上了皇帝宝座。登基后，朱棣怕天下人耻笑他“谋反叛逆”而终日耿耿于怀，整天忧心重重，顾忌自己会遭到“名不正，言不顺”的唾骂，为了摆脱这个烦恼的束缚，他与和尚道衍再次进行了精心设计，费尽心机地想出一个周全的理由，即利用神学思想为其清洗罪名。一方面大肆宣扬武当山真武神是“治世福神”；第二方面，竭力鼓吹“君权神授”，对众人宣称，他得天下的过程与真武神修道成神的过程是一致的，即真武神由北方水神而坐镇天下号令群真的说教与朱棣由北方起兵而坐镇南京统领天下的过程是不谋而合的，喻说他是真武再世。他的一言一行是按照真武神的旨意，那么他夺取天下也是名正言顺，从而达到了“君权神授”的效果，政治上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第三方面把他所谓的“靖难”说成是“清君侧”，即清理建文皇帝身边的坏人，以“诛奸臣”等为借口。事实上，在夺位之初，当朱棣控制了从北平到山海关一带的全部军事重镇时，他颁发了布告，文中竟公开指责建文“……夫幼冲行乱无厌，淫虐无度……上天震怒……”（5）云云，由于暂时的胜利，让他大有“仇者恨，痛者快”之感，完全暴露了朱棣疾首蹙（cu）额的心态。名义上指责“奸臣”，而实际上却公开谩骂朱允炆，但他却忽略了“靖难”其初的本意是“清君侧”。朱棣发动的“靖难”，无非是为其寻找政治理由罢了。但这件事后，可能朱棣受到了“谋士”们的批评，认为此话太急躁。因此，他在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初二日，朱棣在北平南征誓师大会上训令将士们的一番话，却又逆反常态说“……今予众之出，为诛奸恶、扶社稷、安生民而已……”（6），不象上次那种过激的言辞。自此，朱棣在公共场合说话也十分谨慎，如他在大军逼宫时，内宫起火焚毁，查找到一具烧焦的尸体，谁也不能认定这就是建文，朱棣也很明白，但他却哭诉到“果然是痴呆耶，我来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ju突然）此乎！（7）”这具尸体显然不足为据，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但要哭出给众臣所看，这就是他的聪明之处。其意义有三：一是想让人们都知道他是“仁义”之人，是“真心”扶佐的；二是让人们知道他并非弑君篡位；三是建文已焚，“国不能一日无主”，他登基且是名正言顺。然而，在事实上朱棣做得并非如此，面对这位“烧焦”的建文帝，朱棣并没有给他个庙谥，甚至是草草掩埋而已。尽管《明史·成祖本纪》中载：“壬申，葬建文皇帝。”但至今谁也不知建文帝之茔地，显然，朱棣对这位“哭主”的建文“不封不竖”不也正说明了他“清君侧”是为了夺去皇位的企图吗！

其实，朱棣得天下后心里并非平静，他十分担心建文帝突然从某地堂堂正正地站出来与之宣战。据《明史》记：“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多旧臣多从之，帝疑之”。的确，朱棣这个心病一直就闷在心里，据《明史》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也”，当时传闻很多，永乐夜不能寐，永乐三年（1405）朱棣遣淮安王宗道遍访张三丰于天下名山不果。同年6月15日，又派三保太监和王景弘等人入海，沿途寻踪，五年（1407）九月初二回朝，郑和生擒了旧港海酋陈祖义，这位中国人流寓海外，据此为酋,遂令捕捉，他们沿途只去了五个小国就以押送海盗为由而返，这次出海没有找到建文，也没有其踪迹。朱棣听汇报后心急如焚，赶紧密诏户科给事中胡滢面授机宜，同年再招胡秘密受宣入宫，令立即动身再次到内陆暗访，棣又向他颁制诸书，让其“明访仙人张三丰，遍访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安在，滢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滢至，急起召入，滢悉心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8）”不难看出朱棣为寻访建文踪迹不惜一切代价，耗资巨万，遍行大索二十余年，甚至在滢母病故也不让回归，在明朝制定的律制中称此为“夺情”的做法，朱棣也作了，可想非至关重　　要的事情，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的。然，胡滢在出巡暗访的同时，还委派了监视跟踪，胡滢被蒙在鼓里，后来在朱棣与其对话中问起了他曾与一个土酋讨书之事方悟。这是警告滢用心隐查。由于胡滢暗查十分用心，才被提升为侍郎，最为注目的是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已就寝”、“急起召入”，可以说此来必有事所报，棣一刻也没延误，肯定的说滢这次汇报很重要，即非是建文死亡信息，也或许是建文不与争国的确切消息，其语必曲折，否则不会至“漏下四鼓乃出”。此年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二个月后“诏谕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死义者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这总算了成祖却了一桩心事。然而这桩心事虽然了结，但他却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距他逝世也只有短短的八个月，可以说“靖难”之事，使他担惊受怕地度过了他的后半身，继位二十二年，竞有二十一年的不安，尤如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成祖在就任之初，委派郑和沿海寻访，于永乐五年回归无果，随即派胡滢到全国各大名山访查又无影的情况下，预感形势的严峻，他面对外有强悍的旧元兵患，内有烦躁不安的心情困扰，又有南方交趾的侵扰，如若不安内，岂能使国家安宁？为皇权大计，政治稳定，人民安邦，皇图巩固，这位政治家不得不采取特殊地抉择，义无反顾地决定迁都北京，同时宣扬宗教，安抚百姓。明成祖“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两项重大决策，具有着划时代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施“南北计划”高瞻远瞩，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朱棣实施“北建故宫”，对有效控制和抵御北方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永乐皇帝在军事上、政治上所采取的重要政治策略，为明初国家政局稳定、控制北方、遏制南方、富国强民奠定了坚实地基础。

建国之初，旧元兵虽败走北方，但仍盘踞漠北，拥兵扼寨，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并采取“你进我退，你疲我扰”的战术，不时地偷袭，使明军防不胜防，元兵不除，时刻都在威胁着明政府北方的安全。而南方的安南一带，土族等分裂、相互割踞，在南疆多次发生骚乱，国内局势极不稳定。“北建故宫”有效地遏制了南北反势力的结盟，明政府没有给予喘息和联盟的机会，均予以迎头痛击，使之没能形成统一阵线，避免给国家造成南北夹击的局面，树立了皇室的威信，稳定了北方的局势，确保了国家在军事上做到有备无患。朱棣为加强控制，还旨命在西北设立“西北七卫”，强化了明政府对天山南北以及广大西疆地区的管理，同时促进了这一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

北建故宫，定都北京，减少了“南兵北调，南粮北运”的转辗供给，保证了军队有旺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和充沛的战斗力，遇事又能迅速出击抗击敌人，确保了优势兵力的调配。

北建故宫，定都北京，使北方大部分人民有稳定的情绪，对明朝政府的信任和依赖，极大的鼓舞了北方人民的斗志。

另外，促成朱棣营建北京的还有一个“私欲”原因。朱棣虽生在南京，幼年长在南京，但成人后，尤其长期受政治斗争的磨练却在北平，他的黄金时代也在北平，应该说北平是他创业的根据地，在这里已经建立了浓厚的感情，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北建故宫，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应该说条件尚不成熟，国家南北有患，尚缺乏经济实力，这对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来说，他也知道应该薄赋轻徭，修民生息，但他却厌恶南京，因南京是建文帝生长、施政的首脑，他索性认为建文在重兵围堵的情况下能安全出遁，那么他也能顺利入内行刺，朱棣时没有忘记他在拥兵入南京金川门时，连楹“叩马欲刺成祖”未遂的情景，他深信建文是正统继位，京城内百姓所向，朱棣就任后，他也知道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其叛逆之事，甚至是连朱棣的亲郎舅对他的谋反也称为大逆不道与之敌对，元老们的消极抵制情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想南京若一旦有变故，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况且北方少数民族勇猛的铁骑又近在咫尺，对明政府虎视眈眈，这无疑给朱棣造成过重的思想的压力，朱棣的神经质长期处于高度紧张，所以他决意北迁。永乐四年朱棣命工部修北京，而在“靖难”中毁坏的南京宫殿却抛置一旁不顾，可以想向他此刻就有意回迁，五年果提出迁移设想。永乐七年他回到北京，在京设置了行在六部、都察院等（9）。然而，这一政治计划并不一帆风顺，迁都政策一出台就遭到了大部分人的竭力反对，以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参议陈祚等上奏“建都北京非便”仅此就谪（zhe）贬到武当山作佃户（10）。而主事萧仪的命运更惨，因此而被杀，入狱者就更多。由于实施高压政策，大臣慑于权势，当朱棣召集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之事，很快得到了众臣的附和。后来阁臣杨士奇对北迁感叹地说：“永乐初，朝廷初建北京，作宫殿百工所用，一赋于民，而分命京官督办郡邑，是时将命者，能务公戒私，不贪黩历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视之当然，不自矜（jin）名益者，盖百之一二焉⑾”。当时对迁都不满者，大多因耗资过大而反对。另外，迁都使南京及中原的建设会受到影响，经济相对削弱，直接影响富豪们的利益，因此，廷臣们不愿意北迁。至到棣重孙时，仍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明英宗时“群臣聚哭于朝有意南迁者⑿”，胡荧竭力相劝，才平息这场风波。由此不难看出，朱棣在“北建”中克服了重重阻力，强权实施政治，最终达到了目的。

成祖“南修武当”的目的是要向世人昭示，他的“奉天靖难”是“君权神授”。原因是他怀疑天下人都在耻笑他“同宗相戳”、“以臣弑君”的叛逆行为。况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根深蒂固，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有愧”。他担心政治舆论，民间口碑会象大海涌潮，时刻都能袭击他，种种的压力。使他难以平静，为了巩固不稳的皇图，一方面要安抚民心，与民共识，另一方面从神学中为其寻找理论根据，与廷臣们达成共识，用神学理论去攻破人们本来就脆弱的政治思想，逐步达到政治统一，思想统一，由一个侧面掩盖其另一个侧面。他宣扬真武，让人相信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借用武当山是真武大帝得道显化之处，又为北方之神上下功夫。由于真武的故事中有太子由北方水神而坐镇南方号令天下群真的说教，与朱棣由藩王从北方起兵而夺取皇权的举措相一致，故此朱棣宣扬真武，从理论上找到再也无法比拟的最好根据。而朱棣恰恰是镇守北方的主帅，于是乎，朱棣表现出很诚恳的样子，专门为修建武当山下了一道圣旨：“我自奉靖难之初，神明显佑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那时节又发诚心，就要北京建立宫观，因为内难未平、未曾满得我心愿，及即位之初，思想武当正是真武显化之处，即欲兴工创造……去那里创建宫观，报答神惠⒀”。圣旨或许说了他“那时节”的心里话，当时建文削藩之前，他心里很空虚，为了向建文表达他没有反心，还将三个儿子派往南京，但均被建文扣押，使他夜不能寐，当他知道一母同胞的弟弟被削时，他的精神完全摧垮了，下一个开刀的就是自己，心里乱如丝麻。我们知道人的精神一度空虚时，往往有一种渴望的追求来作为他精神寄托。他索性向神许愿与祷告，跑到真武观向真武神表白，若能躲过此灾，并能助他成功的话，将来为他重塑金身，重造殿宇，拳拳之心。虽然这种精神寄托满足了朱棣在心理上的短暂需求，后来却真正成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事实。“那时节”建文为防范燕王，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外部形成包围。二是削弱燕的护卫。三是将北平驻军都督调防，其中将蒙古族得力骑兵指挥观童调入京师⒁，整个局势已形成了一触即发的阵势。谋士们纷纷献计，与其等死，不如轰轰烈烈而生。尽管朱棣已作了充分准备，但奈于兵力所限，难以成事。实事求是的说建文还是错走了两步棋，一是行动迟缓，使朱棣能够有充裕的励兵时间。二是放回了三个儿子，满以为麻痹朱棣能出奇制胜，其实朱棣也就是等到这天，当他发现三个儿子时，大叫“天助我也！”加上派驻北平的军事长官张信出了问题，才促成了朱棣的成功，让他赢了这关键的一局。

朱棣虽然夺取了皇权，但他十分清楚，纵然他有天大的本事，臣民们心无所向，其结果终与希望愿违，他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深信“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对百姓采取愚民政策，而笼络人心比什么都重要，最有利的办法是用“神灵”感化，因而朱棣在下武当山圣旨中说神灵“感应至多”，其实是进一步阐述他的帝位是“君权神授”，他声称自己毫无半点想当帝王的意思，并说他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刻总是真武神在帮助他转危为安，又说每当在危机时，他浑身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那就是北方黑帝暗中帮助的结果。如建文元年（1399）七月七日起兵，是方士金忠卜的“大吉”日子。当他在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辞到尽兴之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大雾弥漫，狂风骤雨，飞砂走石，燕王府宫殿桅瓦坠地，这是不祥之兆。古之如旌旗拆断、兵器倒地等皆属用军之大忌，这突入的变故，朱棣也惊恐万状，脸色苍白，一时不知所措，就在这个万分关键时刻。他的挚友和尚道衍很快镇定下来，上前给将士们大声说到：“今天是吉祥之兆啊！飞龙在天，从以同雨，檐瓦坠落，预示着殿下您要将易黄瓦了⒂”。这时朱棣才长嘘了口气，十分感谢这位谋士的巧妙解释。风雨之后，万道霞光四射，真像方士说的是“吉日”，道衍的那席话对士兵无疑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后来他对“东方云开……以为上天之应云”说成是真武大帝之旌旗挥展，率部信心百倍，朱棣将计就计学着真武的样子披发仗剑，挥师率兵当天顺利进入了通州。朱棣在东昌之战失败后，他亲率十余骑到阵前请求放行遭到拒绝，而退至深州。他感到很凄惨，在祭尊死亡将士的仪式上放声大哭，其亡者家属为之感动，纷纷送子从征，为朱棣南下渡过了难关。在著名的夹河之战中，由于双方混战至到深夜，就地野宿，待一觉醒来，发现四周皆为敌军，幸亏天色微明，告诉左右莫慌，混充敌军一队，使天亮，乘其不备突然上马，鸣号穿营，待盛庸将士醒悟时，他率十余骑已穿营而出⒃，这些均被朱棣说成是真武神的翊佑，在最困难的时候得以帮助，使其化险为夷，他常说“肆朕起义兵，靖内难，神辅相左右，风行霆击，其迹胜著”。

朱棣为了让人们无懈可击，使人们其正体会到他的“真诚”，在修建武当的同时一方面又“诚恳”地下诏求见仙人张三丰，另一面下旨为这位张老师修建宫殿⒄。同时又说修建武当是遵守祖训，其实他是在为他兴修武当寻找根据，因为张三丰早在太祖时就受到礼重，惜也未能相见，兴修武当山早在洪武时太祖即有此心，真武神曾也帮助过太祖“佐于鄱阳”，修庙之事只是因战乱而未能兴工。朱棣怕遭到众臣反对，把这次行动说成是继承父亲的遗志，按“既定方针办”罢了。尽量地表现出两层含义，即完成父皇未完成的大业和真武神曾帮助过他度过了难关，真武神应该是天下人民的福神，为天下人民建庙祀典无可非议，理所当然，而天下百姓自然对这位“爱民如子”的皇帝所钦佩。

另外，朱棣为寻觅建文，以防东山再起，也是促成他南修武当的原因之一。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状况，北方和东方是他靖难中的“成果”，也属他多年镇守控制的范围，排除水路的话，中西、西南方向是建文隐匿的重点区域，两个方向最有影响的是武当山，最具号召力的还是武当山，有人以为他削发为尼，朱棣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建文转移视线所散布的谣言，以为入“道”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他把武当山作为重点对象，为做到万无一失，派出胡滢到川、湘、云、贵等地密访暗查，海上出去由郑和搜捕。而武当山是朱棣涉嫌的最危险区，否则，他绝不会把隆平候张信、驸马都尉沐昕派驻到武当山来督修把总提调，两人都是朱棣的心腹之人，张信何许人？信原为建文派驻北平地区的都指挥副使，即北平地方最高军事副指挥，当建文密令捕杀朱棣的关键时刻，张信因听母劝告而泄秘朱棣，棣设计擒杀了北平行政长官张昺（bing）和军事长官谢贵，随即起兵“靖难”才使他夺取了皇权，张信立了大功，棣敬之谓“恩张”⒅。他登基后马上进信为都督佥事，封为隆平候，禄千石，与世伯券。应该说他应留守京城，而朱棣却又偏偏让他去远离都城的武当山呢？原因很简单，知朱棣心事者非张信莫属，信勇谋兼备，信是最可靠之人，另一位是驸马都尉沐昕，朱棣的小女婿，棣对其十分偏爱，而金纯和郭进只是负责工程技术问题，也有人认为，朱棣不信任张信，故意作贬，其实且不然，据《明史》记载：“成祖德信甚”，“凡查藩王动静诸密事，皆命信”，都御史陈瑛举报信无汗马功劳，忝昌候爵，恣肆贪墨，强占丹阳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官田七十余顷，请下有司验治，朱棣一方面说陈瑛“是的”，但另一方面又找出理由为信坦护，搁置不问，恰恰在陈瑛弹劾张信的二个月后，即永乐九年二月陈“被罪下狱论死”⒆，陈可能是一位政治上的牺牲品。在“南修武当”竣工后，信又负以重任。“二十年从北征，督运军响”等重要差事，这就充分说明了张信、沐昕到武当把总提调还肩负了使世人不知的秘密，即暗地访查或窥视建文的动静等，事实上朱棣的担心在600年后得到了应证，建文的出走确属事实，据《武当》杂志98年第9期转载《新民晚报》“南京古城发现墙中墙，明朝皇帝朱允炆失踪悬案有新证”文中说被包裹在大城墙内的小城墙，在小城墙外大城墙内发现了一个宽1.7米，高2.5米的隧道，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先生认为，该隧道即可能是当年建文逃匿的涵洞。它证明朱棣的担心、顾忌是一位政治家所具备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当年大修武当无疑是政治上的需要，决策英明，营建武当对有效地控制武当山及周边的西北、西南人民，隐定皇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南修武当”一开始就给世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在敕隆平候张信、附马都尉沐昕的圣旨中说“今早命尔等启行，俄（突然）有风雨雷电自西南而至，其势不徐不疾，显是神明感应之嘉兆，然神明之所以感者，一诚而已，尔等宜体联诚心，益加敬谨，竭力用工，以答神贶，不可纤毫怠忽（20）”，这道公开的敕书，明显带着迷信色彩，象类似的云时常都有，况且他也是一代明主不可能如此迷信，他本意是尽量让靖难誓师的事情联系起来证明他也是“信神”的。从中看出兴修武当之初，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迫不急待的程度，他大肆神话武当，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神”的一面，而朱棣又对这两位心腹之人是如何面授机宜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可以证明，两位把总提调官表现的非常出色，配合十分默契，在修建武当的第二年，武当山却奇迹般的出现五色瑞云，真武神且多次垂现在大顶、紫霄、玉虚诸宫的空中，他还请了名画家将显像事实如实进献于朝，这就顺应了圣旨的意图，皇帝马上将图出示给当朝文武百官，群臣贺朝，朱棣又当众敕谕：“今兹祯应，盖皇考、皇妣之福，而山川效应所致，联德凉薄，资尔群臣协心辅治，必共勉之，以答神贶（21）”，显然这些瑞应图是有意造作的，所谓瑞应图有18幅，即“黄榜荣辉”，“黄榜揭于玉虚宫前亭中，时有荣光烛天，祥云旋绕及仙鹤鸣集于上”，以及“黑云感应”、“骞林应祥”、“榔梅呈瑞”、“神留巨木”、“水涌洪钟”等。下余12幅均为“天真圣像身衣阜袍，披发而立，下有祥云捅护”，或有左右侍卫，或有执旗棒剑，或有神童导引，或有天神侍立等等，永乐十一年大顶之上是元代古铜殿，殿内供奉九尊圣像，最里中为真武，左右为圣父母，二天帝和侍卫者四（22），紫霄、玉虚等为新敕建庙宇，记载显象时间为十一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六月二十一、八月十七、十九日等多次复现（23），按科学原理，大顶上的铜殿在特定的气候（空气湿度）与太阳光的折射下，可以出现这一奇特现象，如“金殿倒影”、“五色祥云”等，而这些宫观是在九月、十月等先后竣工，其圣像还没有开光，仍在殿堂内封闭彩塑，况外有木构屋面，如何能在空中出现真武这一奇观呢？大顶上既是有“金殿倒影”也未必有真武形象，因真武在最里面，既是有也只能是最外的侍卫有能在空中有短暂的闪现，然几率很小。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武当樃梅果采之进献于朝，武当山诸多的“瑞应”都“如实”上报皇上，朱棣自然高兴倍至，二位督臣不负重望，迎合了成祖的心理，证明了兴建皇家庙观的“神效”，证明建设武当是正确的。武当山所出现的奇特现象和神灵显像等刚好与朱棣成熟的政治思想吻合。由此看来，这些“瑞应”想必绝非偶然的巧合，是朱棣亲自策划，亲自授意的结果。因此说朱棣的崇道有他的政治一面，也有他的隐私的一面，诸因素是他推崇武当道教的核心。

朱棣是否迷信道教呢？是否有雄厚的经济势力来建修武当呢？朱棣恨不得立即就能实现他的政治计划，为了能顺利实施，不惜代价。首先，选择利用宗教信仰进行宗教麻痹。大家知道他夺位之初，天下仍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南北战事多端，若不有效地进行统治，特别是中西部农民起义的爆发，必将一呼百应，这是他最大的担心，尤其是武当山，历代为农民起义多发地带，与川、陕、豫交界，地处中原边陲，进可攻，退或隐，这里又是历代流民啸聚之地，四省农民、官吏自唐以来就崇信真武神，其“灵应”事迹举不胜举，有两宋战争时以少胜多的事例，也有民间奉祀真武“显灵”的例证等，尤其是元代皇室把真武神作为“救世主”。元朝崇信真武，是因为元人为北方少数民族，他们因居住北方而荣耀，成宗大德七年就封真武为“元圣仁威上帝”，甚至把自己誉为北方神真武的后代，尤其是元仁宗把自己比着真武再世，因三月三日不仅是真武的圣诞，也是仁宗的生日。自然分封不止，多次被嘉封，农民们更是五体投地，朱棣借用真武的威力，利用由来已久的传说，把在中国文化和民间信仰中有着深远影响的真武大帝抬出，容易被民众所接受，是其欲盖弥彰的最好方式，利用人民的信仰潮流，为民修庙建神，提倡信仰，使其越迷信越好，国家倡导人们迷信，包括我朱棣也是“诚心”的，人们自然而然会受封建帝王的御用，况且，元末战争使长期处于混乱局面的人民更需要和平、需要安定的生活、需要有一种精神来寄托和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贫民们在饥渴时更需要精神养分，他们消除了战争的恐惧和残酷，又能使数百万民众在“南修武当”工程中得以生存，相对安抚了民心。朱棣用亲身经历来证明真武神的“灵应”，具有直接性、现实性和感染性。这一地区的人民，从而得到了“正常”的宗教思想的教化，“神”起到了“保护一方”、“翊佑一方”的作用，从而达到麻醉人民的目的。朱棣一手采取麻醉，一手加强管理，尤其是强调教职人员的潜心修炼，因道家所推崇“无为、无欲”的思想，对平息人们骚动不安的心情具有疏导作用。因此，专门手书禁令，御制碑亭，为警示各宫道士，分别将该圣旨立于宫殿正门（内）外。要求道士“怡神保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若有道士不务本教，生事害群，伤坏祖风，轻则即时谴责逐出下山，重者具奏来闻治以重罪。（24）”身教重于严教，若道教徒有不务正业者，必将会被社会闲散人员所利用，或别有用心者借宗教活动进行反面宣传而危及皇权，朱棣的用意可谓良苦，有人对朱棣的信道深信不已，但他常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但能清心寡欲，使气和体平，疾疢（chen热病）自少，如神仙家说服药导引，亦只可少病，岂有长生不死之理？近者有一种疲精劳神，佞术佛仙之寿，又愚之甚也（25）”。《太宗实录》记：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的一天，有道士向他进“金丹”献“方书”，就金丹食后能使人长生不死，方书是记载炼金丹的秘方，朱棣拿起金丹，看后笑着说：“真难为你了，你为什么不自己吃了，图个长生不老啊？”道士答道：“能享万岁之令，必得万岁之尊，贫道山野之人，德浅福薄。”棣又笑着说：“我让这位仙长服下这颗仙丹，让他长生不死去吧！”又痛斥道：“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靖难之初，朱棣与盛庸交战失败后，吴杰兵进滹沱河，闰三月初六日朱棣得到了消息想接进敌师，但阴阳家说这天为“十恶大败之日”，将士们请示次日进师，朱棣当即拒绝，并将此日说成是“小忌（26）”而能诱敌出战才是“大谋”，可见朱棣并非把“神”或者“术数”看得很重。显然他对道教的信仰还没有达到迷信的程度，说明了这位政治家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他不仅对道教如此，且对佛教也是如此，永乐十年对礼部大臣说“佛道二教本以清净，利益群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导戒律……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如一种无知的愚夫，亡称道人，一概蛊惑……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27）”，从严要求二教以修身为本，事实上朱棣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制定的特殊措施，就是给宗教人士发出一个信号，必须“务本”，“俾守清规”，不得超越教外活动或者有其它的越轨行为，否则，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即“违者必诛”的结果。另外，朱棣敕建武当，广建殿宇，使武当的大小岩庙、庵堂等均得以重建，并钦选高道（有道行之士）23人赐以高官厚禄，各宫观提点，副官均为正六品，住宫道士也由钦定，食国家俸禄。委派湖广布政司右参议专职提督武当事务，只有这样朱棣才能有效地直接控制武当道场，这绝招可谓“一箭双雕”！它不仅使这一区域的人民受到了御用，且又防止了建炆重整旗鼓，利用宗教进行蛊惑发动的机会，从心理上消除了恐惧和隐患。

从财力上看，永乐登极之初，全国经济处于极度低潮期，江南财赋重地的苏、松、杭、常一带发生水灾，到处一片困境。水灾后，流民达12万户以上，至到永乐四年才安抚完毕。中原地区的流民由于生产基础差，加上战乱问题较为突出，山东、河南、北平等州县，几乎到处都是流民，据《太宗实录》记“流民多达数百万”。四年山东等地又发生旱蝗，饥民疫疠流行。永乐九年二月在众大臣们的建议下发展水上运输，使齐鲁运道畅通，浚通漕河（会通河），而后又开凿清江浦（28）。同年山东青、登、莱三府水灾频频。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三年六月又派郑和下西洋，宠大的船队，将士卒27800余人出海，耗资巨额。由于苛捐杂税、繁重的劳役，内不安宁，出现多期反抗斗争，国家经过几年的围堵，于七年（1409）七月官军在江西才将农民起义首领号称“四天王”的王金刚剿灭（29），五年至十六年，交阯多次发生入侵，明政府三次大规模的平乱，耗资了大量军费，在这种情况下，朱棣坚持实施政治计划“北迁”和“南修”，其目的显而易见。据史料记：仅北迁“耗用省南北转运供亿之烦，仅在京师就设卫所72个，官军约30余万，畿内卫所50余个，官军约20余万，比洪武中京师（南京）士举之数增加一倍以上（30）”，建设宫殿费用令人惊奇，仅购买“大青一斤，价至6000贯，及进纳，又多留难，往复展转，当需2万贯钞，而不足供一柱之用（31）”。《明史·歇缉》列传，把当时工程比作“工作之夫，动以百万”，我们不难想象北迁都城的奢侈程度，天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修”，据《明史》记载日均“丁夫30余万”，仅永乐初耗资“此殆不可以万万计者”，朱棣也承认耗资“难以计数”。据说中南十省税收十年不入国库，全部支付供应武当山营建工程的军民夫匠等，可想全国能有多少节粮和财帛？况且，国家正在南北大建期间的14年间，“山东、北京、河南饥民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32）”，由于繁重的劳役和沉重的赋税，永乐十一年（1413）全国饥民日重，民情汹汹（33），造成了以唐赛儿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永乐十八年太子朱高炽及杨士奇一行进入山东境内“到处都是饥寒中的难民，男女老弱，累累道旁，拾草实以食，凡见人民神色呆滞，面黄肌瘦，鹑衣百结，不能掩饰的男女们，泥棚般的农舍中灶釜倾仆不治（34）。”次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诸省相继发旱、水之患、民至剥树衣，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路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且徭役不息，惩敛不休。可见永乐实施“南、北工程”是何等艰辛！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国家经济处在一个艰难的局面，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成祖实施“南北工程”的决心，它意味着两大工程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与国家的政治和皇权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棣实施“北建故宫”的战略意义：

一是有效地抵御了北元的侵略，解除了北方兵患。

二是朱棣的心理上消除了建文及其党羽的反扑，使其能安心治政，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三是促进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

四是使明政府政权得到了有效巩固，在军事上得到了逐渐成熟。

朱棣实施“南修武当”，使朱棣在实施政治中达到了五个目的：

一是通过宗教信仰，宣扬“天人合一”，起到“君权神授”的目的，缓解了阶级矛盾的加剧。

二是选定历代农民起义的中心部位武当山，进行规模营建，在思想上，借用神学思想对民众进行正面宣传、发动，以最有力的强攻，使长期饱受战争磨难的人民渴望和平，在精神上得到满足，相对稳定了中原地区及中西部的安全，最终达到御用之目的。

三、南修武当，使人们有了相对安定的工作，大部分啸聚武当的流民能吃上饱饭，有效地遏制了人们为食而拼命的那种骚动的心理，相对稳定了内部矛盾。

四、二十万军工民匠修建武当，遇战事立即可兴兵，能有效地控制西北方、中原等地的安宁，又可保证建文在此无处隐匿，没有“卷土重来”的市场，使朱棣的心理得以平衡，为其专心图治顷注精力。

五、使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统一。南修武当也是朱棣实施“修礼乐，兴教化”的治国方针，从思想上控制了人民，以此达到御民的目的。

“南北工程”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专政统治，树立了王室的形象，同时也隆兴了皇威，它为巩固皇权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为大明王朝能稳定延续276年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对明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起到坚不可摧的堡垒作用。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不愧为是一位政治家，具有伟大的远见卓识。事实证明，成祖实施“南北工程”的政治计划，对明王朝的兴衰存亡具有着伟大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朱棣为推行政治的需要，实施“南北工程”。明都御史王世贞在《武当歌》中已作了确切的评述，我们姑且用明人评价明人的诗句，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黑帝不卧元冥宫，再佐真人燕蓟中。

乾坤道尽出壬午，日月重郎开屯蒙。

人间大小七十战，一胜业已归神功。

久从北极受尊号，却向西方称寓公。

……

十年二百万人力，一一舍置空山旁。

英雄御世故多术，人鬼探符皆恍惚。”（35）

呜呼！政治家御世多谋术。

参考文献：

《明太宗实录》（17）（20）（21）（25）（27）（28）（32）（34）

《明史》清·张廷玉（2）（4）（7）（8）（10）（12）（15）（18）（19）（31）

《续藏书》明·李贽（3）

《明史纪事本末》明·谷应泰（14）

《西园闻见录》明·张萱（30）

《东里文集》明·杨士奇（11）

《永乐皇帝》商传（16）（26）（29）

《大岳太和山志》清·王概等（13）（24）

《登武当大顶》元·朱思本（11）

《朱元璋系年要录》孙正容（1）

《奉天靖难记》明·官修（5）（6）

《明通鉴》夏燮（9）

《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谢国桢（33）

《道藏·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23）

《武当山诗集》郧阳师专学报（35）人鬼样符：“史记陈涉世家（陈涉）乃行卜。卜者知其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息乎？”

         作者：赵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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